2020-09-18至2020-09-30 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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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A前局长:真实世界数据正在发挥更大作用 障碍犹存

来源:药明康德

 

“数据采集方式的变化,将会给在药品审评中运用真实世界数据(real world data, RWD)带来革命性变化。”

“需要以证据服人,如果循规蹈矩,就会得到回报。”——Woodcock医生。

“如果希望从医疗保健获得更好的回报,社会就需要考虑对患者的隐私权做出权衡。” —— Califf医生。

“数据采集方式的变化,将会给在药品审评中运用真实世界数据(real word data, RWD)带来革命性变化。传统的药物开发计划……通常会告诉一种产品是有效、安全的,但不会告诉对谁是安全的。有没有办法捕捉和利用所采集的数据,使临床试验企业更加有效和高效?” 这是FDA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(CDER)主任Janet Woodcock医生,日前在华盛顿出席一项由Datavant公司主办的未来医疗数据活动时,所做的表示。Datavant公司是一家从事患者识别(patient identification)、医疗数据保护、匹配和分享解决方案提供商。

“我们有了标准化数据集”

Woodcock医生表示,电子病历的广泛使用,大大改善了医疗数据的可用性。使用纸质图表的时候,个别医生“就像考古一样,从纸堆里刨出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对于FDA来说,也是如此——审评药品时,我们过去经常要面对多得需要用卡车挂车运来的大堆纸质文件......但现在,我们有了标准化数据集。”另一个重要因素是“数字革命——人们都有了可穿戴设备,许多人拥有iPhone,远程医疗快速发展。所有这些东西聚在一起,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,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证据。我们的任务,是让所有数据都物尽其用,转化为可操作的内容。”

长期愿景,不会动摇

Woodcock医生表示,FDA已经根据真实世界证据(RWE),批准了一些补充申请和药品。“这些运用通常见于罕见的疾病,例如男性乳腺癌,这种疾病并不常见,但对健康的危害,并不亚于其它癌症。我们能够借助实际使用中生成的证据,扩展药品标签说明中的适应症。”使用这种类型的证据,着眼于长期愿景。美国国家科学、工程和医学研究院(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,Engineering,Medicine),提出了学习型医疗体系(learning healthcare system)。借助学习型医疗体系,能够采集所有可操作信息,吸取从患者治疗中获得的经验,将其迅速转变为最佳实践……“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非常非常遥远,但这样的长期愿景,不会动摇。”

“在短期内,我们将会看到药物开发、干预空间和提供医疗保健的最佳实践,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最佳方式的洞见……这将继续增长。”此外,从可穿戴设备和采用其它新技术采集的数据,将成为医疗服务的一部分。

然而,Woodcock医生指出,正如行业和监管机构所了解的,“目前的数据,不一定适合这个用途。以癌症患者的病历为例,对于癌症,表格中有什么内容?有正确的癌症记录吗?有时,答案是否定的。里边有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内容吗?录入正确吗?对于患者来说,这些相关内容很重要……这些事情,第一次就应该做对。”

对标准化的抗拒

大家尝试使数据更具可操作性遇到的一个问题是,“标准化往往会遇到抗拒,”Woodcock医生表示。“特别是医生,有时会习惯于以自己的方式做事。”她提到了纽约市纪念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(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,MSKCC)健康政策和结局中心主任Peter Bach医生讲过的一件事。Bach医生希望将淋巴瘤的治疗和护理标准化,以便研究者可以比较来自于不同疗法的结局。然而,一些医生记录病例的方式,与其他医生不同。当被问及原因时,其中的一位医生回答,“我不同意淋巴瘤阶段的共识定义。对于相关阶段,我有自己的定义。”

Woodcock医生认为,“需要以证据服人,如果循规蹈矩,就会得到回报。” 但是,“这不会轻而易举做到。在医疗领域,对于电子记录正在对临床医生和医患关系的影响,有很多讨论。那些医生没必要非得要固执己见。这是可以纠正的,我们必须予以关注。”

与RWD一起出现的问题是,很难从中筛选出、过滤掉混淆因素。“但是,我们正在探索的是,在实践中做到随机化,同时采集真实世界结局数据......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精密的临床试验运作方式,大家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吗?这是可操作的吗?”Woodcock医生问道。

“我们正在与许多小组合作,试图解决这一问题,各个小组正在努力改善“观测”证据的可靠性......在正在进行随机临床试验的领域,我们正在做伴随观察研究,将看到结果究竟如何。我们希望,在明年年底之前,完成20项回顾性研究,在未来7年开展预期性研究。当然,真实世界研究的进展,将比随机化临床试验更快。但是看两者之间如何比较,究竟得出什么样的答案,将会很有趣。”

FDA局长Califf医生:对隐私权做出权衡

曾经担任FDA局长的Robert Califf医生,在出席同一活动时表示,采集数据时,涉及到的对隐私权做出权衡也很重要。如果希望从医疗保健获得更好的回报,社会就需要考虑对患者的隐私权做出权衡。“在什么情况下,我们应该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去权衡隐私权?当医疗系统到处广告,宣传穿着白大褂的良医治愈患者疾病时,我们在哪里呢?每当我们进行前瞻性研究时,大约有一半时候,我们都会发现错了,但不知道我们错的究竟是哪一半。例如,以最近的红肉争议为例。“究竟是否可以吃红肉?由于没有开展很好的研究,数据有矛盾。”

Califf医生很快将辞去杜克大学(Duke University)心脏病学教授的教职,到Alphabet公司旗下的Verily Life Sciences工作。他还举了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发作的相关例子。他表示,尽管已显示阿司匹林对二级预防有效,但自己一直不知道阿司匹林的正确剂量,一直备受困扰。“现在,在小片阿司匹林(baby aspirin)与全规格阿司匹林的随机试验中,我们已经招募了17,000多受试者,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但这距离阿司匹林上市已有140年……与我们对是否接受不确定性的做法的了解相比,很可能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。”

“大家必须了解,如果合作并分享信息,疾病将得到更好的医治。以超越于同意(consented)的方式,共享您的数据,有切实的公益价值(real public benefit)。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,为美国公众找到最佳的着力平衡点(sweet spot)。”

与大多数人的电子病历数据相比,来自谷歌搜索和信用卡使用之类的社交数据(social data),更能预测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。谷歌规定禁止外部人员将这些数据配置到医疗保健中。“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是,作为心脏病专家,如果我建议您远离红肉,但汉堡王连锁餐厅的付费系统却显示,您每天都在那里用信用卡消费。如果缺乏有用的信息,我们只能是浪费时间。”Califf医生还指出,由于有必要帮助大家改善上网得到的健康信息,谷歌最近改变了算法,以便让大家远离反疫苗网站。“任何临床医生都会告诉您,有很多事情需要匡正。”(生物谷Bioon.co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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